巴黎圣日耳曼因经纪人佣金放弃铃木彩艳：真正适用的是哪个上限？

巴黎圣日耳曼与帕尔马已就这位日本门将的转会达成一致，转会费约为3500万欧元（含浮动条款），俱乐部与球员本人也已谈妥。2026年8月15日（周六），巴黎方面包下私人飞机前往帕尔马，准备接铃木前往巴黎接受体检。交易当天即告破裂：球员的经纪人在最后关头提出佣金要求，巴黎方面认为数额过高，遂终止谈判。

具体金额并未得到确认。据《队报》报道（RTBF转引），经纪人最初应获得球员年薪的10%外加转会费的一定比例，随后要求大幅上调佣金——数额约为300万欧元——巴黎圣日耳曼称该要求「不合法」。其他媒体的说法则是300万上调至400万，或500万。任何一方均未确认具体数字，且俱乐部的叙述仍属俱乐部一方的说法，并非既定事实。

数日之后，铃木加盟阿斯顿维拉：与帕尔马达成2990万英镑的协议（约3500万欧元，即3000万加500万浮动），合同至2031年，帕尔马于2026年8月19日官宣其离队。RTBF对这一转向的解读是：英超并不存在与法国10%相当的法定上限。

FIFA《足球经纪人条例》（FFAR）第15条对经纪人可收取的服务佣金设定了上限。但FIFA已将其暂停。通过2023年12月30日的第1873号通函，FIFA理事会主席团批准在全球范围内临时暂停多特蒙德地方法院2023年5月24日临时禁令（案号8 O 1/23 (Kart)）所涉及的各项条款，直至欧盟法院就有关FFAR的未决程序作出终局裁决为止。

暂停的范围不止于佣金上限。按通函本身的措辞，还包括：服务佣金支付规则（第14条第6、8、11款）、客户付费规则（第14条第2、10款）、服务佣金付款时间的相关规则（第14条第7、12款）、双重代理禁令（第12条第8至10款）、申报义务（第16条第2款h项、j项、k项及第4款）、披露与公布（第19条）、管辖服从条款（第4条第2款；第16条第2款b项；第3条第2款c项、d项；第20条；第21条），以及通过FIFA清算中心付款（第14条第13款）。

未被暂停的部分同样重要：执照义务、FIFA考试本身、书面代理协议义务（第12条，第8至10款除外）、职业道德规则，以及禁止球员、教练和俱乐部聘用无照经纪人的规定。制度的核心部分依然完全适用。

2026年7月16日，欧盟法院就C-209/23号RRC Sports案作出判决（第110/26号新闻稿），该案系美因茨地方法院提出的先决裁决请求。先决裁决并不终局解决争议，本案亦然。法院认定，所争议的FIFA规则是否违反反垄断禁令、或是否可以获得正当化，最终应由提出请求的国内法院判断，法院只是为其提供判断标准。就服务佣金上限而言，新闻稿中并无任何认定其构成「以目的为由」之限制的表述——法院只是没有把它单独点出来。没有被点名并不等于被认可。

但有一项规则确实被单独点出：法院认定，禁止经纪人在独家代理协议到期前两个月窗口期之外接触已受该协议约束的客户或与之签约，「无论如何似乎」都与反垄断禁令不相容——因为该规则并不适用于已在位的经纪人，后者由此获得不当优势。在FFAR中，该规则即第16条第1款b项和c项。在数据保护方面，法院认定GDPR禁止FIFA这类联合会披露和公布对经纪人或其客户所施加的任何处罚，以及涉及经纪人的所有交易的详细信息。在平行案件C-428/23号ROGON等人案中（2026年7月9日判决，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请求），法院所审查的是德国足协2015年自行制定的经纪人规章，而非FFAR：联合会用以规范其会员使用第三方企业服务的规则，可以适用反垄断禁令的公共利益例外，比例性审查则交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

一项裁决说某条规则「可能获得正当化」，并不等于该规则已恢复效力。FIFA当天即对裁决表示欢迎，并称拟在此后数周内邀请经纪人代表会面，以期达成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但并未宣布恢复适用任何条款。FIFA的声明把这一判决解读为确认了FFAR的关键内容（包括佣金上限）可以获得正当化；而法院的新闻稿则把这一点表述为留给国内法院的问题，并非法院自身的认定。截至2026年8月19日，我们未发现任何解除第1873号通函暂停效力的FIFA通函——但我们无法查阅FIFA通函的官方登记册，因此在依赖这一点之前，请先在inside.fifa.com上核实。

法国《体育法典》第L222-17条（2026年8月5日生效版本）规定，体育经纪人的报酬「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10%」。若有数名经纪人参与同一份合同的订立，其报酬总额同样不得超过10%——是共享的10%，而非每人10%。获得委托的联合会可以规定更低的比例。

真正让该条文具有威慑力的是其法律后果：任何违反该条的约定，或未向主管的受委托联合会申报的约定，均「视为无效且未曾订立」。这是一部国内法律，而非FIFA的规章。FIFA所作的暂停对其毫无影响，而巴黎圣日耳曼称有关要求不合法时，所指向的正是这一上限。

第1873号通函本身也这样表述。FIFA建议其会员协会暂停各自国内规章中的对应条款，「除非这些条款与其境内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这恰恰明确保留了法国的10%上限。这种不对称正是本案的实务启示：当FIFA规则被暂停时，起支配作用的是国内法，而各国国内法并不相同。

暂停适用对考生没有任何影响。第15条及其完整费率表仍然收录于FIFA官方考试学习材料（2026年1月版，第290页／共1026页）。考试要用法规来作答，而不是用司法动态来作答。

陷阱一——先确定客户，再进行计算。代理铃木（个人）与代理帕尔马（转出方）既不是同一计算基数，也不是同一费率：前者按个人报酬的5%／3%计算，后者按转会费的10%计算。「卖方俱乐部的经纪人」和「球员的经纪人」在同一笔交易中对应两种不同的计算。

陷阱二——费率表是超额累进的，不是整体跳档的。第15条第2款b项写得很明确：适用3%费率的是「年度超出该限额的部分」。因此，在个人年报酬为500 000美元的情况下，上限不是3% × 500 000 = 15 000，而是5% × 200 000 + 3% × 300 000 = 19 000。15 000这个干扰项必然会出现在试卷上。这是一个教学示例，而非铃木一案的实际计算：巴黎圣日耳曼所提出的薪资结构从未公开。

陷阱三——先清理计算基数，再套用费率。个人报酬中不计入任何附条件付款。转会费中则须扣除依据《球员身份与转会条例》第17条或附件2支付的违约赔偿金，以及任何转售分成。题干中出现「3500万欧元，其中500万欧元为浮动条款」，考的正是这一反应。

陷阱四——上限是按客户计算，而非按经纪人计算：其适用「不论有多少名经纪人向某一特定客户提供经纪服务」。三名经纪人服务于同一名球员，共用一个上限，而不是把上限翻三倍。此外还有第15条第3、4款：经纪人或关联经纪人在一笔交易前后24个月内提供的其他服务，推定属于该交易的经纪服务。这是一项可推翻的推定——考试很喜欢问它是否为不可推翻的推定。答案是否定的。